鋼鐵工業可持續發展對經濟影響深遠

      巴松指出，一般情況下用8項指標衡量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其中4項為環境績效、2項為社會績效、2項為經濟績效。4項環境指標為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能源強度、材料使用效率以及是否使用環境管理系統。社會績效將安全損失工時、事故發生頻率和員工培訓作為指標。經濟績效關注的是行業在新流程和工序方面進行了多少投資，以及行業創造的經濟價值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

    “最后一項指標，即行業創造的經濟價值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正是我今天報告中‘鋼鐵行業如何作為賦能行業’的主要內容。”巴松表示。

       巴松指出，鋼鐵行業是經濟體系中的賦能行業，它能促進鋼鐵行業之外的經濟活動增長。

      他介紹道，2018年，世界鋼協曾請一家名為Oxford Economics（牛津經濟學）的公司，準確估算鋼鐵行業通過經濟系統推動了多少經濟活動。他們通過觀察全球18個最重要的鋼鐵生產國的鋼鐵行業，從“價值創造”和“創造就業”兩個方面得出了相關結論。

      在“價值創造”方面，2017年，鋼鐵行業本身創造的價值是4980億美元，不到5000億美元；鋼鐵原料行業創造的價值是鋼鐵行業的2倍多，為1.2萬億美元；下游主要用鋼行業創造的價值為1.1萬億美元，也是鋼鐵行業“價值創造”的2倍多。2017年，整個鋼鐵行業產業鏈所創造的總價值為2.9萬億美元，占當年全球GDP的3.8%。

      在“創造就業”方面，從事鋼鐵行業工作只有600萬人，但為鋼鐵原料行業創造了4050萬個工作崗位，并為下游主要用鋼行業創造了4930萬個工作崗位。因此，在全球范圍內，與鋼鐵相關的行業總共創造了近9600萬個工作崗位，占全球就業的3%左右。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鋼鐵工業對現代社會很重要，因為它對經濟體系的影響遠不止鋼鐵行業的規模。”巴松說道。

       在巴松看來，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鋼鐵工業，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要關注的關鍵指標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這也是第一項指標，它的衡量方法是生產每噸鋼所釋放的二氧化碳量。

       在過去的幾年里，鋼鐵行業的噸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一直維持在1.8噸左右。這是高爐—轉爐流程與電爐流程之間的混合值，是基于全球所有鋼鐵生產的加權平均值。“因此，我們的挑戰在于，如何降低整個鋼鐵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巴松表示。

       國際能源署（IEA）的研究表明，鋼鐵行業面臨著重大挑戰，一方面鋼鐵產品需求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必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目前，鋼鐵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7%~9%。在過去的20年中，鋼鐵使用量增長非常迅速。我們預計從現在到2050年，鋼鐵使用量仍將繼續增長。因此，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在鋼鐵產量繼續增長的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法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巴松指出。

鋼鐵行業二氧化碳減排有三種路徑

       鋼鐵行業如何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巴松重點介紹了3種路徑。

       一是效率路徑，即“能效升級計劃”。如果能讓每個鋼鐵生產商都按照世界上最優秀的前15%生產企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生產鋼鐵的話，世界鋼協估計，可以通過使用當前技術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15%~20%。這被稱之為“能效升級計劃”，即利用最佳實踐分享來嘗試和提高全球鋼鐵行業的效率。

    “我們認為這是相對容易實現的一條路徑，因為一些生產商已經在這樣做了。在這個計劃里，我們利用最佳實踐分享來幫助其他表現不佳的生產商提高鋼鐵制造的效率，從而降低二氧化碳強度。”巴松解釋道，“我們會對所有鋼鐵生產商開放此項技術，無論他們是否是世界鋼協的成員。”

      二是提升廢鋼資源的使用量。“目前，歐盟、北美和日本這些較成熟經濟體的廢鋼產生率保持在非常穩定的水平。同時，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經歷了30年的強勁增長之后，廢鋼供應也在不斷增加。在全球范圍內，使用廢鋼作為原料的電爐鋼產量約占總體鋼產量的30%。隨著更多的廢鋼可供使用，未來幾十年，電爐鋼產量占比可以從目前的30%增長到40%~45%。此外，目前高爐—轉爐聯合企業大約使用10%的廢鋼作為原材料。我們認為，以目前的技術，這一數字可以輕松地增長到略高于20%的水平。對于部分生產商來說，甚至可以增長到30%。”巴松進一步指出，“最大化利用廢鋼，將降低鋼鐵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強度。”

      三是利用突破性技術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包括氫能利用、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目前，科研人員在突破性技術方面正在進行大量研究和開發。我們估計，到2030年代中期，這些突破性技術將趨于成熟，并可以開始應用于鋼鐵行業。”巴松說道。

       巴松認為，當今突破性技術的重點是氫氣的利用，即在鋼鐵生產過程中使用氫氣作為還原劑來替代碳，從而降低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但這個過程存在挑戰，我們面臨3個問題：一是技術問題，二是氫氣供應問題，三是成本問題。“我們認為這項技術只會在2030年之后開始實現，并且隨著接近2050年，技術發展會提速。”他說。

    “氫氣并不是唯一的新突破性技術。我們還有其他技術，例如 CCUS，世界上一些國家正在使用這種技術。此外，作為煉鋼技術的一部分，我們采用了新的獨特發電方式。所有這些結合起來，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巴松進一步說道。

     由此，巴松認為：“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使用傳統煉鋼技術生產的鋼鐵與使用低碳技術生產的鋼鐵之間會產生競爭。事實上，據IEA（國際能源署）估計，后者的額外生產成本可能比前者高 10%~15%，具體取決于技術路線和所使用的原材料。因此，未來各方將大力推動碳定價，以確保兩者都有競爭力。最終，鋼鐵制造商也需要接受碳成本會成為額外的成本。這將成為我們正常成本計算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定期對其進行成本管理。”

      最后，巴松特別強調了效率路徑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有效使用鋼材并保持更長時間的使用，或者我們可以為鋼鐵找到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這就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制造新鋼材，也就節省了所有與二氧化碳減排相關的新鋼材的生產過程。這種鋼鐵生產效率和鋼鐵使用效率，是推動鋼鐵行業未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重要杠桿。”

記者 | 徐可可 報道   編輯 | 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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